由于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涉及把行政处罚权集中交由综合行政执法机关行使，但行政处罚权作为一种制裁手段，不能独立于其他执法手段而单独存在，这就要求在综合行政执法中建立常态化的行政协助机制。

因此，尽管一直有审查工作的实际活动，但相关研究难以清晰、全面地根据实践经验对我国审查基准作出准确提炼，学术研究和制度实践未能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审查展示着联邦与州之分权关系：法院身为宪法守护者居中裁判联邦与州的权力冲突，维护宪法价值。

其最初级的体现，即是立法设计采用的手段应当符合其设计的效用目的，保障制度规范最终在实践中实现有效运转。（图略） 图1我国地方性法规的审查基准 其三，这种审查基准的分层结构与我国人大的权力结构及制度实践密切相关。因此，这种判断是否符合法规范融贯目的之审查，展示了合目的性对法规范的限制要求，内蕴了合目的性理念的规范性要求内涵。[37]是故，有关审查案例从不同维度反映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的价值追求，[38]昭示着审查实践中对地方性法规之价值目的考察已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类型化的审查分层策略。2015年10月浙江省杭州市居民潘某骑行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杭州交警依据《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被扣留的车辆，由市、区、县（市）人民政府收购、置换或者托运回原籍的规定查扣并强制托运。

要实现这种目的效用，法律必须存在内在的融贯性，不得自相矛盾。关键词:  审查基准 合目的性 地方立法 保障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做好立法工作, [1]促进地方立法工作的高质量开展，是当前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首先，从语词上看，环境是指周围地方的情况和条件。

另一方面，通过法典编纂，充分彰显法典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政治意义，以此作为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成果与象征。与合法性审查主要针对法规不同，所谓合宪性审查，重点应该是确保法律体系的合宪性，通过合宪性审查，实现法律体系的正当发展，从而也确保了宪法的权威与实施。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所谓分类科学化是指应该在现有的环境法体系主要包括资源管理法、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等三个方面的基础上，再至少增加绿色发展法、人与自然法、生态文明法等三个方面。

其一，环境法体系内部概念与规范一致性的需要。10 参见韩大元：《论宪法规范的至上性》，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4期，第29-30页。

作者简介：张震，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周珂主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22如果在环境法体系中，对这两个概念缺乏明确意识和目的的使用，那么肯定会减损立法的科学性以法律实施效果本身。人民主权、权力监督与制约、民主集中制这三项原则，框定了环境法体系制定以及实施，要坚持民主、强调权责相一致。

24再如《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针对环境法体系技术上的审查主要侧重技术、手段、形式、逻辑等的合宪性，内容上的审查要确保环境法制度本身合乎宪法，两者要结合起来确保环境法体系的合宪性。2018年，生态文明写入宪法，随着宪法上生态文明规范体系的形成，因而在宪法学上，继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之后，形成第五个国家基本制度，即生态文明制度。1972年的人类环境会议是当时刚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我国政府第一次在国际会议的舞台展现，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从政治和外交层面参加此次会议的重要性，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团参会。

宪法整合了依法环境治理最核心的价值，即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全面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的有机统一。而在目前的环境法体系当中，具体到任何一部法律，均是以物化的形态出现，不管是物被作为目的，还是对象，甚至是手段，人在环境法体系中是隐蔽在支离玻碎的条文当中的，这不仅不合乎环境法体系本身的科学性内涵，也不符合环境保护的终极目的，本质上与宪法的人的价值也是相矛盾的。

当前对环境法体系的合宪性审查，主要应聚焦以下方面： （一）环境法体系在宪法上的依据是否明确证立 事实上，在全国人大公布的有效法律目录中，并没有专门的环境法门类，在本文开篇所列举的主要28部环境法律中，有12部被归属于行政法门类，有16部被归属为经济法门类。更是直接催生了中国环境法治史上第一部环境规范文件在1973年的出台。

具体就是：政策作为先导，我国的环境立法工作均是在党的政策指导之下进行的。以及环境在生态之前使用环境生态的表述，又强调的是什么意思，等等，均有必要进行科学的类型化的梳理、诠释与处理。14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3页。法律+政策的有机协同构成环境法治发展的主线。所谓发展宪法，是指通过环境法的宪法化，实现宪法上环境国家价值与秩序的全面制度实施。比如在目前我国宪法未明确规定环境权的背景下，环境法体系要为公民享有环境权利提供切实的有效性保障，从而为宪法明确规定环境权提供实践素材和制度支撑。

人与自然法可以更好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二，只见环境不见系统。

18具体到宪法和环境法体系的交互影响，不管是从环境法体系确立以及发展的角度，还是健全宪法全面实施机制的角度，都是非常有实践意义的。当然，制定环境法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次会议对中国的收获，不仅仅是周恩来总理指出的要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该法当时在第一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关于‘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制定本法。

还有学者指出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已经初步形成由 《环境保护法》为基础，综合性法律、污染防治法、资源保护法、生态保护法、应对不确定环境风险的法律等为主体的相对完整的体系。我国宪法中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主权、社会主义法治、尊重和保障人权、权力监督与制约、民主集中制等六项。2020年下半年以来，在学者们多年努力的基础上，环境法典的制定开始更高强度地进入人们的视野。19当代宪法学的任务就是如何把面对的不同理论整合成一个单一的、融贯的理论。

从目前环境保护法的篇章结构看，即第一章总则、第二章监督管理、第三章保护和改善环境、第四章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第五章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第六章法律责任以及第七章附则，这样的结构安排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具备了升级为环境基本法的基本框架。4所谓法律体系，经典的定义主要均是指法律规范以及规范基础上形成的制度体系。

24 参见吕忠梅主编：《环境法原理》（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一方面，通过法典编纂，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重新评价和审视，将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转化为执法、司法的价值取向之一，推动生态环境法治的现代化。

实现环境法体系的分类科学化、事项完备化以及制度实效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以上16部法律被归属于经济法类）。

8 2020年民法典通过，除了总则中第九条的绿色原则，还专章规定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参见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法律出版社 2008 年版，第66 页。宪法规范提供实定法的客观合理性的依据，在法律秩序中居于最高地位，表明实定法创始的出发点。宪法是根本法，是所有法律的依据。

但越是在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为了减少环境法体系的宪法性瑕疵，确保其正当性合理性，以及更好地发展环境法体系，越需要进行合宪性审查。2018年修宪，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第一条，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中的领导权地位，是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大体制优势。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是环境法体系发展的直接理论指导。23 韩大元：《论克隆人技术的宪法界限》，载《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2期，第94页。

参见李艳芳：《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5期，第36页、第45页。（三）体系分类和制度设计是否科学合理 从全国人大公布的有效法律目录中看，目前我国的环境法体系主要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内容，即资源管理法、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